關于電影《第二十條》的討論正“熱辣滾燙”，在排片處于相對劣勢的背景下，其票房實現“逆跌”，似有后來居上之勢。
這不僅因為影片本身的質量和水準，更有它對現實生活中敏感話題與公共情感的撞擊——如何讓《刑法》第二十條關于正當防衛的規范與社會的期待真正契合，令維護權利與正義的人不再流血又流淚？僅從普法角度而言，很少有哪個條文能引發公共輿論如此高的關注和如此大范圍的辯論。
本質上，正當防衛是法律對公民的授權，鼓勵公民向不法侵害行為進行必要的還擊，以保護緊急事態下自身或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遺憾的是，由于諸多復雜的因素，這一本來擁有普遍應用場景的條款長期處于“沉睡”的狀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多數人不僅在見義勇為時畏手畏腳，即使在自己遭受傷害時也“投鼠忌器”。因為：打輸了大概率受傷，然后進醫院；打贏了大概率被定性為“互毆”，從而“進局子”。要避免上述結局，對“還手”的時機、尺度、分寸的拿捏與把握，往往要求自衛者具備“武林高手”的手段。因此，大家總結的最好辦法是——跑，然后在安全的條件下報警，出于“善意”，甚至一些司法機關日常都是這么“普法”的。問題是，挨打者得有“跑”的機會，并確定能跑贏施暴者。法律怎能強人所難呢？法律怎能給好人戴上那么多枷鎖呢？
這真是一種很悲哀的現象，它讓這個社會少了很多本應有的正氣，讓個體少了很多人之為人的血性。《第二十條》中檢察官呂玲玲有一句話令人很動容，“我們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我還想在這后面再加一句——還有社會的正義、風氣，因為它關系到是非、公道和人心。
人們常說，法，不能向不法讓步。可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了。就以這部電影為例，主辦檢察官韓明自己就辦過一個正當防衛被判有罪的案子。他在王永強案件中一開始也傾向于“循例”。如果不是呂玲玲的寸步不讓、執意堅持，如果不是被冤枉的當事人上訪出現意外事故死亡，給他造成極大的內疚，如果不是王永強的妻子郝秀萍決然的一跳給他帶來巨大沖擊，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見義勇為卻被冤枉引發他對法律條文的重新思考，韓明還會在聽證會上發出那振聾發聵的呼喊嗎？
我們當然理解，這是藝術上的加工與演繹，但這恰恰折射了現實中正當防衛制度的落實與執行之難。真正的生活中沒有那么多“如果”，轉變前的“韓明”們常有，始終如一的“呂玲玲”罕見。
片中有一個細節更讓人深思，韓明年輕時也曾經見義勇為，救了遭遇猥褻的呂玲玲，但經過長年的社會“磨礪”后，這位昔日的勇者卻逐漸變得世故甚至懦弱，如果再考慮到他檢察官的身份，就更讓人……
《第二十條》帶給很多觀眾極大的情感沖擊，也引發輿論場關于這一主題的再次熱議。從網絡回到現實，我們自問，當自己身處類似的情境，會是那個挺身而出的人嗎？這一普遍性的困惑，其癥結不在于公眾，而在于司法實踐尚沒有給予公眾普遍的、足夠積極的反饋和十足的信心。從這一意義上講，司法工作者應該好好看一下這部電影、接受“再教育”、叩問自己的初心。
踐行“法不能向不法讓步”可能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不能寄望于“理想主義者”呂玲玲“孤獨的抗爭”，不能寄望于韓明們在“天時地利人和”多因素“刺激”下的覺醒，更不能寄望于郝秀萍這樣以絕命式的玉石俱焚換來峰回路轉，而是要光明正大、理直氣壯、有理有據地用法律和惡勢力斗爭，讓壞人違法的成本更高，讓好人“出手”的顧慮更少，讓人們做正確的事不必再擔心有代價。
這需要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等法律工作者一起奮斗，還需要新聞媒體、公益組織等社會力量協同發力，守衛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鼓舞每一個為不公發聲、為正義挺身而出的勇敢者。
好的變化是，這些年，在于海明案、于歡案等代表性的案件中，正當防衛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相關法律實踐亦有了新的氣象，被激活的不僅僅是“第二十條”，更是我們社會的正義之道、浩然之氣、法治之光。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二十條》為這種正在轉變的風氣加了一把大大的火。我們希望它燒得再旺一些。
